新朝既立，新皇登基，本该万象一新，但晋阳城中的百姓很快便发现，除了刘知远从北平王变成皇帝之外，一切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。

官还是那些官，军队还是那些军队，晋阳城头，高高竖着的新旗，仍旧是“晋”字号。

刘知远并没有急着更改国号，为了表示继承后晋的正统性，只废弃了“开运”这个年号，转而沿用晋高祖石敬瑭的“天福”年号，称天福十二年，并且当着群臣的面，语气怅然地说了句：予未忍忘晋。

当然，新官上任还有三把火，刘知远初登皇位，怎么可能毫无作为。首先便下诏，免晋阳百姓本年两税之外一切杂税，以筹拥戴之功。

原本刘知远脑子一热，是想全免税收的，被王章竭力劝止了。国家危难，正是耗费钱粮之时，河东的财赋大部来源于太原府，若免了晋阳的财税，损失可就太大了。

同时，刘知远派出了数十路使者，分赴各州，向天下宣告他登基称帝的消息。对于临近河东的州县，似晋州、潞州者，更派了几名专员前往，诏令归附。晋潞两州，当河东南下的要道，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的节度使都去汴梁觐见耶律德光了。

其后，刘知远连下两诏，诏令天下，其一曰：诸道为契丹括率钱帛者，皆罢之。其晋臣被迫胁为使者勿问，令诣行在。自余契丹，所在诛之。

这是彻底宣告与契丹翻脸了，厘定敌我。诸道州官吏军民，深受耶律德光“括钱令”、“打草谷”之苦，刘知远针对中原百姓最痛处做文章，他这个新皇帝自然能在短时间内聚集起大量人心，得到黔首的认可。

至于那些“被胁迫者”，不论他们是否真的是被胁迫，都是值得拉拢的。而最后一句，在这个时代，算得上是正正经经的“杀胡令”了。

可以想见，刘知远这一诏，哄传天下后，一定能取得不错的效果，中原河北的后晋遗臣、士民包括那些趁势而起的江湖草莽，必定有所反应。

事实上，在刘知远称帝之前，在关右陕州，已经有人为天下首倡，正式掀起了反抗契丹统治的浪潮。

至于第三诏，则是在晋阳高举义旗，募集天下智勇之士，共讨契丹。这就是一纸募兵令，但打着讨灭契丹的大义旗号，以如今的大环境，效果会很好。

募兵的建议，是刘承祐提出的。这些时日，有不少人因中原、河北局势动荡，来河东投奔刘知远，这些人中，或有智谋，或有武勇，有不少人才。

对刘承祐的建议，刘知远也是果断接纳了。他也是虑麾下兵力之不足，想要对付契丹人，就河东的五万步骑是远远不够的。

何况，就算驱逐了契丹，还要有足够的力量去弹压天下，石晋的那些地方节度们，可不一定都会对他刘知远心服，或者说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反对他，梁、唐、晋几度王朝更替，都是这般，轮到刘知远，也不会例外。

再者，中原动荡，牵动天下，南方的那些割据政权也不会安分的，同样不得不防。高从诲前番遣使劝进，后蜀干脆发兵占据了秦、凤、阶、成四州，南唐也接受了大量南逃的淮北军民，若不是要收拾闽国的残局，说不定李璟也敢壮着胆子在淮北咬上一口。

刘承祐有此远见，刘知远自是喜而纳谏，对扩充实力，他是不会有什么抵触的。至于兵力扩充之后，所带来的财政上的压力，自有杨邠、王章等人去头疼。

刘承祐与刘知远说道过，契丹人可在中原、河北抢了大量的财富，若能将之从契丹人手中夺取......话没有完全说透，但刘知远显然动心了，不过也仅止于此，哪怕再眼红，也得看机会，契丹的军队终究不是好相与的。一切，还得以夺取江山为重！

接连几道诏书之后，刘知远再度重启了“东进”的计划。刘知远不是个半途而废的人，或者是想要将之前的戏演完，说要将石重贵与晋太后“救还”，善加恩养，以报前朝国恩。

十五日因为“称帝”之事耽搁了，于是重新定下了出征日期。这回，选在了二月十八。

在这几日间，刘承祐十分地忙碌，积极地从晋阳诸军中挑选精锐，以填补禁宫。对这个差事，刘承祐十分上心，选拔精兵，这是难得的机会。

他的想法比较多，刘知远的安排，挑选兵士以为禁兵，以卫宫城。在刘承祐看来，有点区别于“侍卫军”另组“殿前军”的意思，虽然刘知远还没有正式下诏，将河东节度诸军正式升格为侍卫亲军。

哪怕刘知远并没有那个想法，这种挑拣精锐，整饬军队的机会，刘承祐也要好好把握。赵匡胤如何在殿前军中崛起的，除了周世宗的信任之外，整饬禁军就是打下其上位基石的重要一步。

手下的精锐被抽调了，晋阳诸军上至都指挥，下至都校，多少有些不乐意，却没得办法，皇帝要组建宫城禁军，谁敢正面表示拒绝，更不敢去刘知远面前抱怨，都只能捏着鼻子认了。仍归刘承祐管辖的龙栖军，也抽调了一部分，数量还不少，有三百余人。

被挑选的军官士卒则显得兴奋多了，非精壮者不能被选上，能御前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