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子虽然因北方之风起，而感忧虑，但并不影响大汉朝廷的正常运行，反倒因为自上而下的压力，使得朝政的执行效率，提高了不少。

春耕基本结束，大汉的备战也在加快，河渠仍在疏浚，沿运河一线的数十座粮仓也在低调转运、囤积。东京的军器作坊，也在全力开动，打造兵甲。民间的纺织作坊，在兵部授意之下，开始大造鞋袍被服。

两司禁军的高级将领们，也被派下了特殊任务，河北抗辽作战，只给了个论题，题材不限，文体不限，但被点名的人都需要给枢密副使郑仁诲提交一份“答卷”，有见地者，则能上呈御案，由刘承祐亲阅。

两司禁军，也在各军将校指挥的率领下，加强了训练，尤其是实战操训，除了作战技巧的磨砺之外，行军、扎营、涉渡，都在演戏之列。

最紧张的，要属水师靖江军了，在向训的统帅下，分为数支于黄河、汴水之上操练。淮南水域的水文情况，虽然与中原有异，但是刘承祐给大汉水师的要求本就不高，只需掩护后方即可。

如真与契丹进行大战，那么水军刘承祐一样需要动用的。在隔断河渡，限制契丹骑兵的活动范围上，水军或能出奇效。刘承祐对水军的投入，也是存了两手准备的想法。

而在皇帝严令，与朝廷相关司署投入大量人物力之后，针对于契丹局势的调查与刺探，总归是有所收获。

综合各方面的消息可作大胆判断，契丹国内，皇帝耶律阮与宗室及诸部贵族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，这两年虽未有之前那般大的叛乱，但是小乱不断，且就如悄然集聚的旋风一般，只待爆发的一日。

耶律阮比起辽太宗耶律德光或有差距，但也算不得庸主，大抵是也察觉到了国内隐伏的那股暗涌，耶律阮方才会打算借助战争转移国内矛盾，借机稳固政权，同时实现自己南侵的野心，可谓一举三得。

而耶律阮叫嚣着，要统军南下攻汉，雪栾城之耻，复夺幽燕、河北乃至中原，类似的言论已非一日了。

自去岁秋末起，耶律阮就派了当初助他夺位的心腹大臣南枢密使耶律安抟南下，今春以来的密集袭扰，便是耶律安抟的手笔。此人，基本可以肯定，就是替辽主耶律阮来打前站的。

北边的消息陆续传来，北汉君臣的庙算也不停的计较之中，对于北方的形势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。

王朴甚至断言，以契丹国内的情势，不需外力，其必不战自乱，这大抵是战略家的眼光吧。

但也正是如此，契丹南侵的可能性则大大加强了，当殿之上，王朴满心不甘地向刘承祐建议，必须要暂缓淮南战略，积极备战河北，以应对契丹入侵。

即便早就有此心理准备，刘承祐心中仍旧产生了巨大的不甘，无奈下令，战略转向。当然，战略方向的转移，并不影响底下的备战，只是侧重不同罢了。

即便如此，刘承祐心里仍旧保存着一点念想。甚至于，否决了有些将校提出的，先发制人的打算。不似淮南战略的隐蔽，始终藏着掖着，局限于大汉少数高层及天子近臣之间的流传，针对契丹的御备，可谓朝野尽知。

在北汉无奈顾及北方之时，在大汉南方，同样是风波乍起。

首说湖南，伪楚王马希萼篡位之后，除保留最后一丝理智向南唐称臣之外，便志得意满，骄矜难抑。

思旧怨，杀戮无度，昼夜纵酒荒淫，湖南军政之事，悉委于其胞弟马希崇。马希崇也是个才德浅薄之辈，政刑紊乱，用人唯私。派军搜刮民财，用以犒赏有功之士，将士犹以不均而怨愤。

及至乾祐四年春，随同马希萼南下的朗州官兵，也渐离心离德。有家奴谢彦颙，容貌俊俏，受宠于马希萼，以之与妻妾杂坐，王府有宴，亦以其人居军将之上，诸将皆以为耻。

马希萼又多亏待旧部，在去岁进攻长沙之时，有大火焚损王府，以朗州静江指挥使王逵、副使周行逢帅所部兵千余人缮补之，执役甚劳，而无犒赏。以致官兵之间，怨愤滋生，人心动荡。

将亡之国，乱象横生，马氏兄弟得湖南之地不过四月，已然军心民心尽丧。

就在三月壬申（十一），王逵与周行逢率所部将士，持兵执戈，逃归朗州。马希萼宿醉醒来方才得知，即遣指挥使唐师翥将千余兵卒追之，为王、周二人伏击而溃败，仅以身免。

王逵与周行逢占了朗州，即奉马氏血脉马光惠为节度使，后派人北上联络澧州，请称臣于北汉。防御使曹胤即上报东京，刘承祐诏允。

湖南的局势，随着王逵与周行逢的叛逃，脆弱的“安宁”便已宣告结束。

面对这等危险的局面，马希萼基本是后知后觉，反应迟钝，比起起兵造反夺位，治国理政，处理复杂局面，对于马希萼而言，着实是太过为难他了。

下属背反，占据老巢，小败一场，马希萼就没办法了，竟然选择向南唐求告，希望李璟能帮忙解决叛逆。当然，不是马希萼完全蠢到那个地步，只是因为他对长沙楚军的掌控已然脆弱到一个危险的地步，如强行发兵，只怕不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