间内做出了以上的分析与心理准备，或许，已经足够欣慰了。

而这道诏令也解决了刘旸的一个麻烦，就在前一夜，他还在琢磨着，如何插手过问此事，刘皇帝给了他一个正式的无可指摘的机会，调查处置的主动权也得以掌控在手中。

不过，这也不是单纯地给刘旸一个机会，让他去帮李昉洗清嫌疑，还其公道，虽然刘旸确实抱着这样的目的。

事实上，这对刘旸也是有影响的，倘若理性地分析，面对这样的麻烦，有一个比较好做的抉择。

那便是，不必去顾及李昉，就将此事定性，“弑”师证道，他则秉公处理，既可以把麻烦摆脱，还能赚得一个“大义灭亲”的美名，若是心中不忍，还是发挥影帝级别的表演，掉几滴眼泪，做出不忍与痛惜的姿态。

如此，至少是能服众的。而除此之外，哪怕他调查清楚了，就算摆明证据，表明李昉的清白，那也难免引人非议，哪怕事实就是那样，也绝对不乏有人怀着恶意去揣测其中的私谊。

可以说，关心则乱，当李昉病急乱投东宫之时，就已经把麻烦指向太子了。而当李昉也得知刘皇帝的诏令时，在府中也是懊悔不已。

他在刘旸面前表示，为了自己的清名，甘愿赴死，却是发乎真情，但若以一己之私誉，影响到了太子，那他宁愿受污名而死。

让刘旸去处置此事，大抵是从公私道德的角度去考验他，这个考验，可以说很残酷，也很艰难，因为根本无法把握刘皇帝的评判标准。

如果从利益出发，舍弃李昉，甚至籍此邀名，会是一个简化案件的做法，也是一个枭雄的聪明选择。毕竟，帝王总是无情的，这是作为承担江山重担的基本素质，也需要接受各种超出寻常的考验。

但同样的，又能说，这不是刘皇帝从心性层面对太子的考验呢？倘若，连师傅都能干脆舍弃，那这样的太子，又是不是太可怕了？

刘皇帝把太子置于一个两难的处境，在背后默默地关注着，也期待着，就看他是犹豫成病，还是游刃有余。

从这道诏令下达开始，所谓的“科举弊案”，就已经不再是重点了。局外人还在研究案件的发展走向，还在猜测太子会如何行事，涉案者会得到怎样的结局，而局中人，则已经分析起此次风波会对朝廷造成怎样的影响了，涉及到太子，涉及到国本，何其重大！